中国民歌研究_民歌都是集体创作的吗？

　　历史不能中断，民歌还在延续。对民歌属性的异议，就想让大家意识到，民歌不只是具有集体创作和口头传承的属性，而且还有个体创作和媒体传承的属性，这样才能对某些新民歌产生认同感，才能有利于新民歌的不断创作和不断涌现。曾记得，在“大跃进”年代里大力提倡新民歌的创作，人人动笔，个个咏唱，新民歌铺天盖地（质量另当别论）。但“文革”时，只有少数几首重新填词的民歌被演唱，其他一概被斥之为“靡靡之音”而禁唱，使民歌的传承和再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民歌的传承问题再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，不过，采录工作做得多了些，而传唱工作做得少了些，对于创作新民歌的事更是无人提及。那么我们这一代过后，难道中国大地上的民歌还只能是那些老祖宗传下来的“老腔老调”在反复咀嚼吗？可能会做到代代相传，但充其量只能做到传承，而难以做到发展，这与民族音乐应在传承基础上发展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。

　　为民歌属性重新定义看来不是小事。如果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洞察事物，民歌要发展，民歌能发展，对一些民歌现象就不会产生分歧，甚至“对簿公堂”，如王洛宾对新疆民歌的改编，郭颂对赫哲族民歌的改编，都渗透了个体创作，这是在新民歌创作中司空见惯的事；黎锦晖创作的湖南民歌《采槟榔》、佚名的江苏民歌《采红菱》，都是由个体完成的新民歌作品，并通过现代媒体广泛传播；有人把符合民歌条件的创作歌曲《太湖美》当作江苏民歌，把创作歌曲《采茶舞曲》当作浙江民歌，编入各种“民歌集”中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民歌可以个体创作并通过现代媒体传播。少一些争议，多一些创作，有些创作歌曲被看作民歌是莫大的光荣。广大音乐工作者，特别是生活在基层的作者、歌者更有责任、更有能力创作新民歌，将这一代百姓的喜怒哀乐在民歌中生动地表现出来，那么，数百年以后，如果再要编选《中国民歌集成》的话，我们可以囊括整个历史时期，而不至于从建国后就开始断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