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堂隆

高堂隆为西汉经学家高堂生的后代。他在少年时为诸生，被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为督邮。当时郡里的督军和薛悌争强，直呼薛悌的名字并训斥他。高堂隆按剑怒斥督军说：“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，孔子登上高阶;赵王弹奏秦筝，蔺相如奉瓦缶让秦王演奏。当着臣下面而直称君名，按礼仪该责罚你。”督军大惊失色，薛悌也赶紧制止。后来，高堂隆辞职，至济南避难。

建安十八年(213年)，高堂隆被曹操任命为丞相军议掾，后来担任历城侯曹徽的文学(官职)，又转任历城国相。曹操去世时，曹徽不但不哀痛，反而四处游猎，高堂隆严厉劝谏，尽到了职责。后担任堂阳县长。黄初三年(222年)，高堂隆被任命为平原王曹叡(即魏明帝)的王傅。太和元年(227年)，曹叡即位，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、博士、驸马都尉。曹叡登基伊始，群臣认为应该大摆筵宴。高堂隆说：“唐尧、虞舜有极静之癖，殷高宗有不言之癖，因此德行深厚，光被四海。”认为不宜大摆筵宴。曹叡敬纳了他的意见。高堂隆后任陈留太守。陈留郡有一位牧民名为酉牧，已经七十多岁，有品行，被高堂隆召为计曹掾，酉牧受曹叡赏识，被特别任命为郎中，以此作为对他的显宠。后来，朝廷征召高堂隆为散骑常侍，赐爵关内侯。高堂隆因善占天象，博学多闻，而被曹叡授以推校《太和历》的重任，期间他多次与太史争论。高堂隆的意见虽然最终没被采纳，但其学识从此被认可。

青龙(233年—237年)年间，曹叡大兴土木，取回长安大钟。高堂隆上疏劝谏说：“从前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，不理会周公旦的制度，既铸造了大钱，又建造大钟。单穆公劝谏也不听，泠州鸠批评也不理会，迷途不返，周朝国运因此而衰弱，这些都记录在史，作为永久的借鉴。但是，今天一些小人，喜欢叙说秦汉的奢侈靡丽的生活，用以迷惑您，求取大钟这样的亡国之器，劳民费时，有伤于德政，这是自取亡国，并不是振兴礼乐、确保神明美好的途径。”这天，曹叡巡视上方，高堂隆与卞兰从行。曹叡把高堂隆的上表交给卞兰，想为难高堂隆，说：“兴衰在于政治，跟音乐有什么关系，政治之退化，怎么能是钟的罪过呢?”高堂隆说：“礼和乐是政治生活的大事。所以箫韶演奏九次以后，凤凰飞来，擂鼓六遍，天神下降，政治所以稳定，刑法得以实施。这是和顺的最好例证。新声弥漫，商辛陨命;大钟铸成，周景王衰败，都起因于此，怎么说与政治的兴衰不相关联呢?您的一举一动都要记载在史书中，这是历来的规则，如果您的行为不合常道，怎么向后人作出表率呢?圣王愿意听取下人批评他的缺点，这是劝规补过的正途;忠臣愿意尽心尽职，所以才能为了君王而奋不顾身地劝谏。”明帝认为说得有理。后来迁任侍中，兼领太史令。崇华殿遭火灾，曹叡下诏问高堂隆：“这是什么灾祸呢?按礼节，该有祈禳之义吗?”高堂隆说：“所有的灾祸，都是向人们展示诫告。只有修行礼义与品德，才能战胜灾祸。《易传》说：‘上不节俭，下也不会节俭，所以会引来大火。’又说：‘如果君王大修高台，天火作灾。’这是因为君长只知道修缮宫室，不知道百姓的困苦，所以上天应之以干旱，火灾从高殿而起。上天提出鉴诫，让灾异告诉陛下：陛下应该尊崇人道，爱惜民力，以顺天意。从前，太戊时桑谷生在朝廷;武丁时，雉落在鼎器上。他们都视之为灾异，感到恐惧，进而修治德政。三年以后，远方的部落也来朝贡，所以称他们为中宗、高宗。这是前代明鉴。今考古书，凡是灾异发生，都通过燃烧宫室为诫鉴。但今天所以要大兴宫室，是因为后宫人数太多啊!应当只留下那些有才德的人，按照周朝的制度，其余的都应放出来。这也就是祖己之所以要训导高宗，而高宗之所以流誉久远的根本原因。”明帝又问高堂隆：“我听说汉武帝时，柏梁台发生火灾，武帝大修宫殿来镇灾，这是为什么呢?”高堂隆说：“我听说西汉柏梁台火灾之后，越国有巫者出个主意，应修建宫室压它，所以修建了建章宫，以压火祥。这是夷越巫者的计谋，决不是出自圣贤的训导。《五行志》有言：‘柏梁台火灾，其后有江充巫惑卫太子事发生。’如果按照《五行志》的记载，越国巫者劝汉武帝修建章宫以压火灾，并没有起作用。孔子说：‘灾异按类与人们的行为相感应，人神相感，用以惩戒君主。’因此圣贤往往见灾异就躬身自责，修养道德。当今应停止民役。宫室制度，应从俭约为好，只要能抵御风雨，能讲求礼仪就行了。清扫一下灾祸发生的地方，不再于此地建造宫殿，莆嘉禾一定会生长此地，用来报应陛下虔诚恭谨的品德。怎么能让百姓疲劳，让国库空竭呢?这样做，并不能使天降祥瑞，也不会让外人心服的啊!”曹叡于是修复崇华殿，当时郡国出现了九龙，又改名九龙殿。 开始建造陵霄阙的时候，有喜鹊在上面筑窝，曹叡问高堂隆此为何故。高堂隆说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喜鹊筑窝，鸠鸟居住。’现在兴建宫室，盖陵霄阙，喜鹊筑窝，这是宫室未盖成，陛下不能居住的征兆。天象像是在说，宫室未盖成，将会有异姓人住进去，这是上天在劝诫您呢!天道是最无私的，只和善人相亲，不能不有所防备，不能不深刻反思。夏、商末世，帝王都是继位的，但他们不恭敬地听取上天的明训，只听信谄言，随心所欲，不修明德，所以很快亡国了。太戊、武丁，看见灾异而感到恐惧，赶紧听从上天的劝戒，所以迅速兴盛壮大。当今如果停止各种劳役，崇尚节俭，广施德政，处处遵循帝王的礼德，翦除天下大患为民兴利，那么，你就可以成为继三皇五帝之后的伟大的帝王，殷王转祸为福又怎能与您相比呢?臣下做为您的心腹，如果能辅佐皇帝，保全国家，即使身死族灭，在所不辞。我岂能惧怕惹祸招灾，就不闻不问，让陛下听不到切至的忠劝呢?”听了这话，曹叡为之动容。同年，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显得特别明亮。高堂隆上疏说：“凡是帝王迁都立城，都首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，并恭敬侍奉它。凡建宫室，首先应是宗庙，其次车马库和粮仓，最后才是宫殿。而今，圜丘、方泽、南北郊、明堂、社稷、神位等都还未确定下来，宗庙的制度也没有按礼仪实施，却修缮殿堂，让官员放弃日常业务，农民放弃农耕，后宫所需费用，与兴兵军费大体相对，民不堪命，都含怨怒。《尚书》说：‘天聪明，是因为万民聪明，天明畏，则因为万民也知道威仪。’轿夫作颂，上天赐予五种福事，百姓怨怒，则天降六种凶事威恐，是说上天的奖赏与惩罚，顺应民心民意。因此，临朝当政，首先应安抚民众，然后遵从古代的教化，成为帝王，百官以及广大百姓共同遵从的准则，从古至今，无不如此。以不加斫削的柞木为梁，建造低矮的宫室，唐尧、虞舜、大禹因此能垂青后世;修筑玉台琼宫，夏癸、商辛因此冒犯上天。今天的宫室规格，早已违背礼仪制度，而且还要兴建九华殿，华丽铺张，前所不及。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发光，进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，这是上天宠爱陛下、向您发出劝戒的征象，始终都滞留在尊位，殷勤郑重，想要感动陛下，这是慈父般恳切备至的训诫啊。应当按照孝子的礼节，明告天下，垂范后世，不应疏忽，冒犯天意。”当时国家多有征伐之事，刑法苛刻。高堂隆认为当务之急应是推行礼乐，崇叙明堂，修三雍、大射、养老，营建郊庙，尊重儒士，推举隐逸之人，制定各种礼仪，修改正朔，变换朝服颜色，提倡孝悌之道，崇尚节俭，然后准备礼仪，实行封禅，就可以不发生战争就一统天下。高堂隆还认为，修改正朔，变换朝服颜色，改变徽号，变动器械，这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为新人耳目、改弦易辙的基本办法。所以要敦促修改旧服。曹叡听从他的建议，将青龙五年(237年)的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，朝服改为黄色，宗庙祭品尚白，按地正建丑，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。高堂隆后迁升为光禄勋。曹叡大肆修筑宫殿，雕饰观阁，凿取太行山的石英，开采谷城的文石，在芳林园建起景阳山，在太极殿北筑起昭阳殿。又铸造黄龙、凤凰等奇伟的野兽，用以装饰金墉殿、陵云台和陵霄阙。大耗人力，又有天灾人祸屡次出现。高堂隆上疏劝谏，言辞急切地说：“天地间最大的品德是生，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。如何才能守住权位呢?用仁。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?用财。士民是国家的宝物，谷物衣服，又乃士民的命根，没有好的年成谷物不会丰收，没有劳力投入其中，衣物也不可能制造完成。因此帝王常常亲耕，用以劝导农民种庄稼，种桑养蚕，才能织衣服。因此要上告天庭，用来宣布自己的虔诚和措施。伊唐时代，厄运四起，洪水滔天，派鲧去治水，没有成效，于是又推大禹，随山砍树木，前后经历了二十二年。灾异之严重，空前绝后，而百姓劳作之勤苦的年月，也没有比这更长久的了。而尧、舜君臣，和平统治而已。大禹治水，设显九州，官员和平民，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级，君子小人，各有服饰。而今并没有大禹时那种危急，却动用了各种人力大兴土木，让四边邻国都知道了，名声实在不好。如果载入史册，更不会流芳千古。因此，有国有家的人，近则取之于身边，远则取之于物，温馨养育，所以说‘圣贤君子，乃民之父母’。而今上下劳苦，疾病流行，年成又不好，饥饿备至，连年关都过不去。应当抚恤下民，解救他们的困顿。臣察阅了古书的记载，天人之际，没有不发生感应的。因此古代圣贤，都敬畏上天的神明，遵循阴阳的规律，兢兢业业，惟恐有所违失。然后国家才能兴旺。德行与天神相符，发生灾异后，应当有所警惧，赶紧修养德行，这样才能昌延国运。至于末世，那些昏庸的君主，不遵守先王的法则，不采纳良臣的忠告，随心所欲，疏忽劝诫的作用，则很快就会招致亡国。天道显著，不必细说，再表人道。六情五性，人所共有，嗜欲、廉贞，各居其一。如果这些本性兴动于内，必然相互矛盾。如果欲望很强，而意志薄弱，则情性纵横，禁而不止。精诚不能制服，就会放纵无极。情性的本愿，必然是追求美好，而追求美好，没有人力财力不行，没有谷物绵帛也不能。如果情性过强，则人不堪其驱使，也无法满足其物质方面的要求。劳苦、欲求同时发生，灾祸也随之来临。因此不斩断情欲，就无法供其需求。孔子说：‘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’由此来看，礼义的制定，并不是拘泥自己，而是远离灾害而振兴国家的根本大法。而今吴、蜀两个敌国，决不是势单力薄的小贼。他们占据天险，拥兵众多，各自称帝，想和中国争一高低。如果有人来报告说，孙权、刘禅都讲究道德修养，主张节俭，减削租赋，不沉湎于玩好，尊重长老，遵守礼则。陛下听后，难道不会对其警惕，并不希望他们如此吗?因为他们这样做，就很难征伐，这不是国家的忧患吗?如果有人说，孙权、刘禅穷凶极恶，劳民伤财，敛聚民命，百姓吁嗟，日甚一日。陛下听后，难道不会勃然忿起，想要讨逆伐贼，解救百姓吗?再者，难道不会庆幸敌人疲敝而讨伐容易吗?如果是这样，从别的角度来思考，这里的道理实在不难明了。秦始皇不修养道德的根基，却修筑阿房宫;不忧虑祸起萧墙，却修建万里长城。当时的君臣所以这样做，也都是想创立万世功业，让子子孙孙有天下。谁能想到在一个早晨，匹夫一呼应者如云，天下顿时倾覆。所以我认为，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会导致败亡，他们也就不会这样做了。因此亡国之君绝不会料到自己会灭亡，但终究还是灭亡;圣贤的君主总怕亡国，但终究不会亡国。从前的汉文帝可谓贤主，躬行约俭，流惠下民，而贾谊却以危言作比，说是天下即将倾覆，可为痛哭的事有一，可为流泪的事有二，可为长叹息的事有三。更何况天下凋弊，百姓没有任何储备，国家也没有够吃一年的积蓄。强敌在外，边境大军屯积，而国内却大兴土木，州郡不宁。如果出现敌人入侵的紧急情况，我担心天下有变，结果不堪设想啊。再说，将吏的俸禄已逐渐折减，与过去相比，不过五分之一而已。凡已去职者不再供给官粮，不应缴纳的财物也比过去增加一半。这说明如今官府财政收入应比过去多，但还是每每不足，征收牛肉这样的小税，前前后后也进行过多次。反而推之，这些费用，都出自何处呵。俸禄赏赐用的谷物和衣物，是君主用以让官吏和人民尽忠尽节的基本手段，而今连这点手段都废而不用，无异于不让吏民出力效命了。既得到这些吏民，却又失掉他们，人们怎能没有怨言呢!《周礼》说：大府掌管九赋之财，以便分配使用，入有其分，出有其所，彼此不相矛盾，都能满足其用。满足各自的用费之后，多余的财产便可供君王玩好。如天子用财，必须征询大臣。而今陛下与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，不是三司九列，就是台阁近臣，都是心腹之人，应当无所忌讳。如果看见财物的增减而不敢陈述，从命奔走，惟恐不及，这只是具体理事之臣，不是耿直之臣。从前李斯教导秦二世说：‘作为皇帝而不敢放肆，天下就好像是监狱一样。’二世遵循此言，结果亡国。李斯也遭灭族之灾。因此司马迁认为李斯不能正直劝谏，所以告诫后世。”曹叡审阅奏书后，对中书监刘放、中书令孙资说：“看了高堂隆的奏书，使朕感到畏惧不已。”

高堂隆病重时，无法写字，只能口述奏书，大致内容是：本朝初上苍曾发出警告，宫里燕子巢穴中发现有一双怪鸟全身艳红，这是帝国最大的奇闻趣事，应该严防猛鹰飞扬的官僚，以免祸起萧墙。我个人建议，最好让诸王在封地内建立军队，像棋子一样在全国星罗棋布，分布在全国重镇，拱卫皇室保护中央，维护首都所在的京畿。曹叡下诏安慰说：“高堂隆廉洁直追伯夷，其正直超过史鱼，忠心耿耿，怎能小病未愈就归回故里呢?从前邴吉有好的德性，结果病好，而且长寿。贡禹信守节义，虽然病很重，但还是得以痊愈。望注意饮食，专心养病，自珍自爱。”但不久后高堂隆即病逝，家人遵照其遗嘱，入殓时给他穿的只是一般的服装，简单地入葬。当初中护军蒋济上言请求封禅，曹叡不听。后来重新议论此事，准备让高堂隆撰定相关礼仪，但不久高堂隆就去世了。曹叡听闻高堂隆去世后，叹息道：“上天不愿让我做成这件事，高堂生舍我而亡了!”